• 2012-08-27

    散步

    刚从海边散了很远的步回来。白天风大浪高,到下午五点,潮水终于退下,露出宽阔沙滩。而此时,太阳也不那么热烈了,正好散步。

    我沿着海水和沙滩交接的那小块地方走,任细沙温柔摩挲脚掌,任海水轻轻漫过脚踝。一边走,一边想些前尘往事,微微有些寂寞,又很轻松,似乎超脱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就这样,走了很远,才折回头来。

    欧洲人到了海边,找块地方,铺上一块布巾躺下,一边晒日光浴,一边看书。这就是海滩对于他们的意义。而对于我来说,海滩的意义,大概就在于这黄昏前的散步罢。

    套用一句老话:如果你在这里就好了—— I wish you were here.

     

  • 2012-05-24

    骗子

    去土耳其之前,在网上查资料,看到有人说,他们在土耳其被人搭讪,结果被带到昂贵的酒吧或者地毯店,云云。因此,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陌生人找我搭讪,我都说,我英文不好,听不懂,然后讲中文,没人听得懂,我便可借此逃脱。

    后来,我在青年旅馆认识了一个韩国人,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就讲英文。有天在街上,我们正神侃之际,一个人忽然指着我大叫:liar,liar,liar!! 我莫名其妙,心想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说我是骗子?他倒也不生气,只是一个劲儿地指着我,不停重复着那个单词。

    走了好远,我才想起来,前两天他曾经找我搭讪。我说我英文不好,听不懂。结果两天之后,被人家抓个正着,我不是骗子是什么?想起来,还怪不好意思的。

    后来呆的时间久了,知道大多数人想要跟游客搭讪,的确是想要销售他们的东西。不过,只要你礼貌地拒绝,他们也绝不会纠缠。此后,他们再问我从哪里来,喜不喜欢土耳其,我就一五一十地回答,免得再落下骗子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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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诸多地方,旅居异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再正常不过的状态,不比身材高大、体型肥胖或者左撇子更加特别。对于一个客居柏林的法国人、一个客居伦敦的津巴布韦人、一个客居巴黎的俄罗斯人、一个客居纽约的中国人,人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如果有机会,很多人都愿意生活在自己祖国以外的国家,这颠覆了政治和哲学领域的一个长期共识:在家千日好。的确,哲学家很少能够在国外取得成功:康德(Kant)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哥尼斯堡市;笛卡儿(Descartes)远赴瑞典,结果被伤寒夺去生命。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哲学家的保守主义大而化之到整个人类。

     

    哲学的错误在于,它假定人类必须要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18世纪普鲁士哲学家赫尔德(Herder)开创了现代民族主义理念,认为一个人只能在与他操同一种语言、享同一种文化的族群中获得成功。“每个民族都有其自成一体的快乐核心。”赫尔德写道。

     

    现代开明哲学家的典范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甚至也认为这种情绪化的逻辑很有吸引力。“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而不必时常担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因而不用在生理上受到扭曲,不用被迫接受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 ”。1992年,伯林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解释他为什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时曾经这样说道。

     

    是的,毫无疑问,很多人在自家和故土感到最为安心,但是其他人呢?那些觉得祖国很压抑而旅居海外让人解放的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选择将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同时也越来越难以实现。之所以说越来越容易,是因为工业和教育的全球化超越了国界。而之所以说越来越难,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今能够让你抵达之后依然觉得异国情调十足的地方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美国,长期以来,没有哪个人算是外国人,因为人人都是外国人。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矛盾状态——尤其是在布鲁塞尔这个自封为欧洲首都的城市。几十年来,欧盟官员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强了经济移民。在这里,讲荷兰语的比利时人和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之内,相互把对方变成了外国人。

     

    要想深刻感受异国风情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去非洲,或者中东,抑或是亚洲的某些地方。在韩国,直到去年还有42%的人从来没有主动和外国人讲过话。不过,他们得做好准备了。过去7年间,韩国的外国居民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20万,占总人口的2%以上。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发达国家,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平均占到总人口的8%。

     

    优秀的外国人

     

    一般来说,旅居异国最令人满意的经验——完全的困惑,却没有拒绝感——可能来自在日本度过的时光。对于外国人来说,日本看上去犹如一个迪斯尼国度,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角色,包括外国人,其工作就是要扮演外国人。一切都为方便这种角色扮演而运作,包括难以逾越的语言障碍。日本人都觉得自己的语言十分难学,要让外国人说日语简直是无理取闹。宗教和道德也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教规相去甚远,却又让人觉得舒心。对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可能西化的担忧由于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而得以淡化。它将变得愈发亚洲,而不是相反。

     

    然而,即使在日本,如今外国人也不再作为崇拜、研究和消费的对象而存在了。从前,在古代和中世纪,要想成为正宗的外国人,你必须要在不同肤色或者不同宗教的人群中生活。这些人可能离你千山万水,你抵达之后他们可能会把你杀掉,如果你走得太远,可能会跌落在世界尽头。

     

    在旅行年代刚刚萌芽之际,柏拉图曾经为一个他称之为马格尼西亚(Megnesia)的乌托邦社会撰写了一份臆想的法典。在这部法典中,他将外国人分为两类。“常住外国人”被允许居住长达20年,从事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譬如零售业。“临时访客”由大使、商人、游客和哲学家组成。如果把最后一类人扩大,使其囊括所有学者,你就会得到单身男子交谊会发明之前曾经长期有效的旅行者分类法。

     

    从17世纪开始,欧洲采用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界、主权和国籍。这时,成为外国人就变得更加直截了当。只要手持旅行证件,哪怕只是到邻国走一遭,你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经过正式认可的外国人——随着机械化运输工具的发展,造访邻国变得日益轻而易举。到20世纪初叶,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已经跟欧洲一样四分五裂。

     

    上流社会出国旅行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有钱人、艺术家、无聊者、冒险家都开始奔往国外。(由于帝国、蒸汽船和铁路使旅行变得日益廉价和便利,平民百姓也开始走出国门。)出国变成了一种逃离的方式——既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逃离,也是道义上的逃离。在国外,你可以逃离别人因为你的学历、工作、阶级、家庭、口音、政治观点对你进行的简单归类。你可以重新创造另一个自己,至少在你的大脑当中。只要你愿意,你就不必深陷于你所生活的地方的庸常无聊。你不需要投票选举政府,它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不必对其负责。对于卫道者而言,不负责任对成年人来说可能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则很可能是巨大的快慰。

     

    作家似乎尤其能够在流放中大获成功,无论这种流放是真实的流放还是自我流放。流放的特质——流离失所、焦虑不安、彷徨迷惘、格格不入、多愁善感——都变成了现代文学的敏感性。旅居海外的作家们可以摆脱国家和文化的认知局限。他不再是一个英国作家、爱尔兰作家、俄罗斯作家,他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想想詹姆士‧乔伊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缪尔‧贝克特、约瑟夫‧布劳德斯基吧。将作家按国别划分变成了一种糟糕的形式,至今依然如此。所有人都想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而世界对这种愿望大加褒奖。在最近十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中,就有五位是移民(V.S.奈保尔、高。行健、J.M.库切、多丽丝‧莱辛、赫塔‧穆勒)。

     

    另一位更早的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为旅居异国的作家们设下了不成文的规定。1920年代,他是巴黎侨民中的一员:住在圣日耳曼区(或者类似的地方)、在咖啡馆工作、和其他艺术家交往、不醉不休。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明威。如今,很多外国人是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加班加点的经理、前来陪同的配偶。曼谷的男性侨民比吉达的女性侨民要自由得多。身不由己的外国人就更糟糕了。而如果是由于贫困、迫害或者流放而不得不寄人篱下,就更是压根不可能惬意的。

     

    即便如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客居异国在本质上是很刺激的。犹如桥牌游戏,客居异国这种状态经常要让大脑工作,但却又永远不会令它疲惫。澳大利亚社会理论教授约翰‧李奇(John Lechte)将客居异国定性为“对日常生活的无聊和庸常的逃离”。庸俗变成“超现实”,其经历“强大到足以引发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中的大事件”。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艾利森‧高普妮克(Alison Gopnik)在试图用一个类比阐释婴儿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曾将其比作一个美国成年人第一次游巴黎的感受:一场由新奇、颜色和兴奋构成的盛会。如果我们把这个类比颠倒过来,就会发现,客居异国能够激起童年时代的诸多情绪:新奇、惊异、焦虑、安慰、无力、沮丧、不负责任。

     

    或许正是这种重返童年的感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给客居异国的快感加上了一丝尴尬。自恋可能也起了作用。在国外的时候,人们总是想象被国内的朋友和敌人思念。但在所有这些情绪之下,掩藏的是背叛带来的负疚感。选择客居异国这种行为是对自己祖国的不忠。

     

    现在,这种不忠的想法不再那么令人心烦意乱了。但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如果一个英国绅士承认他愿意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生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的最好理由是,它能够让你更加欣赏祖国的美好。“那些只知道英格兰的人,又知道英格兰什么呢?”吉卜林(Kipling)写道。

     

    我是外国人

     

    如今,你可能会说,你越了解其他国家,你的价值观就会越包容全人类。你教育自己,从人类学开始。

     

    每一个敏于发问的外国人都是一个兼职人类学家,对着他的收养国的全新社会礼仪思考并微笑。一个生活在英格兰的匈牙利人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写过一本这类书,题为“怎样做个外国人”,1946年出版。实际上,这本书根本没讲怎么做个外国人,而是在讲一个外国人对英格兰社会的看法,十分风趣。麦克斯敏锐地注意到,大多数社会准则都是随意和荒谬的。如果你恰巧置身事外,犹如一个外国人长期在做的那样,生活就可能是一曲连续不断的喜剧。

     

    麦克斯后来很讽刺地写道,他本来以为他的英国朋友们看到他嘲讽自己的国家会很生气。结果,他们却显得十分受用。麦克斯嘲讽的英国文化有自信进行自嘲,而他笔下对英国文化的赞赏和钟爱也不言自明。

     

    但是,还是有可能出大乱子。外国人通常抱怨多多,当地人自然不高兴。如果你现在要写一本题为“怎样做个外国人”的书,而且真正希望它能够成为通行全世界的指导手册,它可能只需要三个规则:缴税、说些英文、对你所在的国家客气点。夸张地客气。避免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批评。你不可能跑到人家的房子里去,还要乱动人家的家具。

     

    可能客居海外的人天性就难以满足。毕竟,所谓的异乡客,就是如此不喜欢自己的国家以至于不愿意呆在那里的人。尽管如此,一个抱怨连天的外国人还是提出了一个矛盾的逻辑。他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满腹牢骚,但却是主动选择去那里的。他为什么不干脆打道回府?

     

    这个外国人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流放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如果不是司法意义上的流放,那便是精神意义上的流放。他内心里的某些东西把他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他甚至对真正意义上的流放心生嫉妒。异国生活是一场冒险。而如果没有回国的可能,这种冒险和疏离感又会强烈多少倍?

     

    对于真正的流放者,客居异国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忍耐力的考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被流放到罗马帝国一个阴冷潮湿的角落,哭诉说流放毁了他,“正如久置的铁皮被侵蚀得锈迹斑斑/或者一本好书被蛀虫噬咬得七零八落”。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籍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真正理解了流放的浪漫和痛苦。他说,“流放是十分刺激的想法,但却是糟糕透顶的体验”。真正的流放者,他说,是“精神上和事实上都不可能再回到故乡的人”,他们的成就“因为永远地遗落了某些东西而受到永久性地损害”。

     

    而心甘情愿客居异国的外国人恰恰相反,至少短期如此。他对生活的享受程度因为远离祖国得以加强,而不是损害。祖国是他随时可以归去的地方。

     

    痛,并快乐着

     

    好玩的地方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客居他乡的旅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让他们更像真正的流放者。这种身份他们一点也不喜欢。被他们抛之脑后的祖国在变化。祖国的文化、政治、他们的老朋友都在变化、死亡、淡忘他们。即便回国探亲,他们也还是不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在英国出生、现居美国的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在她的新小说《同名人》里,写到了这一点。这篇小说中,印度移民阿诗玛(Ashima)说,客居异国的经历,就像“一个括号,本来不过是平常的生活,却发现前世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要求更高的东西”。

     

    那要注意了:无论你多么忍受,或者多么享受,当一个外国人——哪怕是上流外国人——都存在危险的暗流。在客居他乡的背后,思乡病随时准备来袭。随着时间的推移,思乡逐渐演变成其无法治愈的形式——乡愁。乡愁和弗洛伊德的抑郁症思想有诸多共同点:持续的、让人脆弱的失落感,在某个地方会对失去的东西感到愤怒。满足乡愁的,不是回家的可能性,而是回家的不可能性。客居法国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深深懂得这种被剥夺感,她将客居异国的经历比作痛失了母亲。

     

    但是我们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生活总是充满选择,选择一个东西即意味着放弃另一个。客居异国的两难境地,归根结底是自由和安全的选择——自由的快乐和归属感的快乐之间的较量。恋家的人选择归属感,而客居他乡的人则选择了自由的快乐,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

     

    (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108690?story_id=15108690&CFID=97434974&CFTOKEN=44472736

  • 2011-06-04

    Ciao, Italia!

     下辈子 让我做个意大利人吧

  • 2011-06-03

    火车偶遇

    从罗马去五乡地的火车上,遇到三个北非人。他们的长相当然和意大利人有些差别,但是最重要的差别不是他们的长相,而是他们的神情。那种胆怯的、卑微的、小国寡民的表情,让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不属于这里。

     

    最初他们只是站在过道上。我找不到卫生间,他们还好心地给我指路。因此,后来他们探头到我所在的车厢,问能不能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时,我爽快地答应了,尽管他们体味很重,应该是很多天没有洗过澡了。

     

    坐下之后,他们感激涕零,开始跟我聊天,说他们是突尼斯人,要去法国,但是没钱买票,只好逃票,逃票是没有座位的,只能站在过道。

     

    我对最近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革命颇感兴趣,就问他们现在情况怎样。他们当中的“大哥大”(后来知道是三个人中年龄居中的一个)说:“很好。”当时火车正沿着地中海海岸行驶,他看了一眼,带着浓重的乡愁说:“突尼斯的海比这里的海还要美。”我将信将疑。他又说:“突尼斯是第二个巴黎。”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感谢上帝他没有说突尼斯比巴黎还要美。看他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又不好大笑,显得我在嘲笑他,就问:“那为什么还要去法国?”他说:“突尼斯好是好,但是没有工作。”

     

    为了工作,他们先是坐船从突尼斯到了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在那里滞留了一个月,才等到萨科奇大发善心,允许他们从意大利前往法国。他们很自豪地给我看他们刚拿到的外国人旅行证(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有护照),上面的确有他们的照片,也有六个月的有效签证。

     

    过了一阵子,“大哥大”拿出一小盒果酱,一口吸了下去,就像吸一盒果冻,让人寒心。我猜他一定是饿极了,在西西里的一个月花掉了他所有的钱,最后被一个难民营收留,早餐时多拿了一盒果酱,饿极了,总可以抵挡一秒钟。

     

    吃完果酱,他又从一个塑料袋中掏出一盒巧克力,掰了一小块,递给我,我摇头,但感谢他。我怎么可能在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吃他们可能是仅有的一盒巧克力。他又递给我对面的意大利男生,那个男生也谢绝了。他就把那一块巧克力递给了年纪最大的同伴,又掰了同样大小的一块递给年纪最轻的同伴,留下一半给自己。

     

    我开玩笑问,为什么他独得一半巧克力,另外两个同伴只能共享另外一半。他哈哈大笑,说他能吃能睡,就是不能干活,又说他喜欢sex,一个晚上可以十次云云。我认定他是在吹牛。不过他吃完巧克力之后,倒是真的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呼呼大睡起来。

     

    我这才有机会跟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聊天。他只有22岁,长得十分清秀,不怎么说话,但一张口,我才发现他的法文讲得相当不错。他说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大姐在迪拜工作,他则要去法国讨生活,补贴家用。

     

    我问,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他害不害怕。他说:“不怕,我有亲戚在巴黎。”果然年轻,一身是胆。我又问去了巴黎他能做什么。他说:“不知道,有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有工作就好,什么工作都行,在哪里都无所谓。”我想如果我是他,我会不会有勇气孤注一掷,抛下家人,登上一艘飘摇的小船,驶向并不欢迎我的异国?

     

    听说我是中国人,他问我:“中国和菲律宾是不是离得很近?”我说:“也不算非常近。”他就腼腆地笑了。我问他为什么要问菲律宾。他说在facebook上认识一个菲律宾人。我故意追问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轻声地说:“女生。”说完又害羞地笑了。看着他,我无法不想起前不久看的法国电影《Welcome》中的那个库尔德男孩。

     

    火车抵达拉斯佩琪亚,我和意大利男生都要下车,而他们则要继续坐火车去都灵,然后从那里再转车去法国。我对他们说:“在法国好运!”我真心真意地希望他们在法国能有好运气。